许知远：写一本“肥胖”的大书

与许倬云探讨中国未来的发展，和俞敏洪聊教育理想与商业现实的冲突，问张艺谋为什么要拍一部烂片……很多人对许知远的印象，是他在访谈节目《十三邀》中带着笨拙与真诚，对话文艺圈、娱乐圈、商圈各路“大佬”，探讨这个多维的世界。

那些“不合时宜”的追问，那些带有批判色彩的问题，是他试图打破信息茧房、引导大众触碰深层问题的努力。而这与他写《梁启超》传记的初衷一脉相承。无论是通过镜头对话当下，还是通过文字对话历史，他始终在做同一件事：试图用知识分子的清醒，对抗时代的浮躁与简化。

“我对这本书寄托了非常多的希望、雄心和努力，但好像很少被真正意识到，我也很沮丧。”近日，许知远携新书《梁启超：维新（1873—1898）》，在南京先锋书店作新书分享互动。

他直言每次讲梁启超讲得热血澎湃，马上就会有读者问“你下一期《十三邀》要拍谁？”这种错位的关系，有时让他觉得沮丧，但每每分享的故事被人理解，他又会有一种暗暗的喜悦和快感。

“偶遇”梁启超

对于许知远而言，梁启超是一个精神上的同行者。他所求学的北京大学，前身是梁启超参与起草章程的京师大学堂；他曾投身的新闻事业，其典范亦由梁启超这位“中国新闻业的开创者”所奠定。

1976年，许知远出生在江苏连云港市的一个军人家庭，7岁时随家人迁居北京。1995年，他考入北京大学计算机系微电子专业。在北大期间，他将大量精力投入到文科书籍的阅读中，并创办了校园刊物《微光》。中国加入WTO之后，商业媒体蓬勃发展。毕业后，许知远放弃原来的专业背景，加入《经济观察报》担任主笔，写下大量即兴、碎片式的媒体文章，此后他赴剑桥游学，去不同国家旅行、写书。

与梁启超的深度联结，始于十二年前一场跨越重洋的“偶遇”。

当时移动互联网刚刚兴起，碎片化文化席卷而来。作为媒体人的许知远敏锐捕捉到这种变化，却也陷入了“一脚踩空”的迷茫。当信息变得廉价、思考趋于浅表，当代人该如何锚定自我？这种困惑成了他的创作驱动力。他渴望写出一些更深入、更系统、更具重量的东西来对抗碎片化时代的浮躁。

2013年，在旧金山城市之光书店的书架上，许知远与梁启超“偶遇”了。梁启超与印度诗人泰戈尔、伊斯兰思想家哲马鲁丁·阿富汗尼，并列出现在一本书的封面上。他们三人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亚洲知识分子的代表，目睹各自国家的瓦解与西方的压力，分别以不同方式帮助祖国重获自尊。这本书引发了许知远极大的兴趣。

“我最喜欢的词叫‘fat book’，就是很‘肥胖’的一本书，对此有着一种执念。”许知远回忆道，那时候他读了很多这种体量庞大、内容厚重的传记，就想着试一下能不能也写一本这样的书。在他心中，想象的传记，并非只是对个人故事的讲述，而是透过写一个人物能够真正理解一整个时代。

在异国他乡，与梁启超的“偶遇”，特别是他目光的坚定，令许知远模糊的寻求清晰起来。“为何不写一部他的传记，借此追溯近代中国的转型呢？它足够辽阔，也与我的个人经验紧密相连。”就这样，一个为梁启超写传的计划萌生了。

熟悉的陌生人

许知远选择写梁启超，既是偶然也是必然，更是一场跨越百年的灵魂共振。梁启超所处的时代，恰好也是加速度、技术革命与知识爆炸的转型期，他应对这些变革时的勇敢和迷惘，激起了许知远强烈的共鸣。

梁启超出生于1873年，那是“同光中兴”的最后一个阶段，也是清帝国最后相对平稳的阶段；他死于1929年，此时国民大革命已经发生，新的意识形态兴起，一个新的民族国家形态也开始兴起，所有的思想都在发生变化。“梁启超这个人很有意思，你可能意识到，这个人卷入到各种各样的事情了。”许知远说。

在深入研究后，许知远对梁启超的了解愈发清晰：

他是一位行动者。二十五岁便卷入百日维新的政治漩涡、流亡日本后又参与策划自立军起义；在袁世凯与张勋两次复辟中挺身而出，成为再造共和的关键人物。

他是个思想者。倘若谈论中国现代思想的形成，科学、经济学、佛学、法学、政治思想、小说理论……几乎没有一个领域能绕过他的开拓性贡献。

他更是个书写者。自1896年出任《时务报》主笔以来，三十三年间笔耕不辍，写下至少1400万字。从时事批评到战斗檄文，从组织章程到诗词小说，从学术专著到人物传记……陈独秀、胡适、毛泽东等20世纪的历史性人物，都曾阅读过他的作品。

“我们小时候模模糊糊地读一些东西，总觉得好像当代人的一切事情都跟梁启超有关系。”在许知远的成长记忆里，梁启超既熟悉又陌生。他到底是谁呢？他的性格是什么样的？他的思想是如何形成的？他在时代浪潮中经历了怎样的挣扎？

“在历史书写中，他至关重要却又面目模糊。”许知远认为，尽管梁启超的政治与思想遗产仍强有力地影响着当代生活，他对现代中国的构建与想象还占据着公共讨论的中心，“新民说”仍是日常用词，流行偶像还把“少年强则中国强”写入歌词。但他的思想与性格、希望与挫败、内心挣扎和与同代人的争辩，却很少得到充分的展现与分析。在世界的舞台上，他更是被低估的人物。

怀着将“熟悉”变为“真知”，将“陌生”变为“理解”的好奇心，许知远开始了他漫长而深入的研究。

不断延展的写作计划

写作计划一旦启动，便如同驶入一片无垠的海洋，其辽阔与深邃远超最初的想象。

许知远坦言，最初他只计划写一本三四百页的单卷本传记。然而，写作的进程很快颠覆了这个设想。他笑着说，“人是会被自我的雄心所浇灌的。写到梁启超25岁时，已经写了五百页，我就觉得终于可以写成想象中的三卷本著作，成为一个真正的‘big book’。”

这种“雄心的浇灌”使得这个写作计划不断生长、延展。当再写到第二卷的五百页时，这个系列就被扩展成了五卷本。

第一卷《梁启超：维新1873—1898》聚焦梁启超的早年岁月，从广东新会茶坑村降生，到求学、进京赶考、师从康有为、结集同道、上书清帝，再到办刊《时务报》，及至戊戌政变前夜。25岁之前的梁启超，在很大程度上以康有为的追随者与宣传者的面貌出现。许知远形象地比喻：“万木草堂就像一支乐队，在这一卷中，倘康有为是艺术总监、词曲作者，梁启超就正逐渐获得主唱的角色。”

第二卷《梁启超：亡命1898—1903》讲述了走向世界的梁启超。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日本，先后创办《清议报》《新民丛报》《新小说》等杂志，同时他游历夏威夷、澳大利亚、北美等地，呼应海外华人广泛觉醒的政治意识。三十而立的梁启超，以世界经验反观中国困境，逐渐脱离康有为，获得智识上的独立。

“我们的历史书写中有一个很大的症结，就是一旦这个人成为一个重要的人物之后，他身上的复杂性就消失了，他身上的一个演变的过程就消失了，他好像变成一个固定的存在，一个被抽象化的存在，而且他的错误也被减少了。”

在许知远看来，人就像是一个棱镜，有非常多的侧面，也有很多阴影。而且人是生活在“网络”中的，会随着时间而变化。即使是一个作家、思想者，他的观点也是在不断变化的。所以很多人物都值得被不断地重新书写。因为了解这些人的复杂性，也是了解时代的复杂性，是自身成长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这也是时至今日，许知远仍然要关注、书写梁启超的原因。

守护深度思考

带着这样的历史观与书写理念，许知远投入到了对梁启超漫长而细致的重新发现之旅。他广泛搜罗、研读各类史料，包括梁启超本人的浩繁著述、往来书信、同时代人的日记、回忆录以及海内外的相关研究。他试图绕过那些僵化的定论，直接与史料对话，从中捕捉一个更真实、更立体、更多面的梁启超。

于是，在许知远的笔下，我们看到了一个多维度呈现的梁启超。

他是那个在万木草堂中如饥似渴吸收中西学问的青年学子，也是在上海租界里凭借一支健笔震动天下的舆论骄子；他是戊戌年间在政治漩涡中奔走呼号、略显青涩却又激情澎湃的改革先锋，也是流亡日本初期在苦闷与孤独中艰难学习日语、广泛涉猎西方思想，并经历深刻自我怀疑与重构的思想探险者。

我们看到他与恩师康有为之间复杂的情感纠葛；我们看到他在政治理想与现实困境之间的艰难权衡；我们也能感受到他作为丈夫、作为父亲在家庭生活中的温情与牵绊，以及在时代巨变下个人命运的颠沛流离，甚至还有他冷酷的一面。

“我在不断地看向他的时候，他身上那种复杂性也慢慢地出现。如果我们对各种事物的复杂性都缺乏了解，那社会就会变得非常简单粗暴，就孕育不出丰富的个体，孕育不出丰富的情感。”许知远说。

一边用《十三邀》搭建大众对话的桥梁，一边用厚重传记守护深度思考的阵地，而两者背后，是他从未动摇的知识分子情结。目前，许知远正在创作第三卷传记，相信接下来的第四卷、第五卷，也必将为读者呈现一个更加多面、丰富的梁启超，继续这场跨越时空的对话。

据现代快报（文/任雨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