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之堂不说“再见”

1月中旬，一条短信在许多贵阳人的手机屏幕上弹出：“五之堂书店闭店清库，亏本处理，即日起至3月22日，新书2折、旧书5折封顶。”短短数语，却像一粒石子投入平静的湖面，激荡起无数回忆的涟漪。陪伴了这座城市25年的老牌独立书店——五之堂，即将在春天来临前，落下帷幕。

消息传开，位于南明区贵阳大剧院旁花样年华大厦的书店，一改往日的静谧。书友们从四面八方赶来，有人是为了在清仓中“淘”得最后的心头好，有人则是为了与这位“老朋友”作一场安静的告别。店内人头攒动，比节日还要热闹几分，空气中弥漫着一种复杂的情感——那是捡拾宝贝的欣喜，也是面对离别的淡淡惆怅。

从桥洞书摊到人文地标

五之堂的故事，始于一个朴素的起点。1997年，它以路边旧书摊的形式萌芽，最初在小十字附近落脚，取名“十步斋”，每日，零零星星有人驻足，翻阅自己心仪的书。2000年，书店迁入阳明路花鸟市场旁的桥洞，虽然地理位置不算好，但不少贵阳人已经注意到这个不起眼的小书店。

真正的转折发生在2005年，书店搬迁至延安东路贵州省老邮政管理大楼的负一楼，并拥有了那个日后深深烙印在贵阳爱书人心中的名字——“五之堂”。店名取自《中庸》：“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这五个“之”字，寄托着创办人一份朴素而坚定的信念：书店不仅是卖书的场所，更应是一个启迪思考、践行知识的精神空间。

此后的十余年，延安东路的五之堂成为了贵阳一道独特的人文风景。它专业经营出版社库存正版特价书，尤其以丰富的贵州文献资料、古籍善本、文史哲社科类书籍闻名。在这里，可以淘到泛黄的县志、记录贵阳城市变迁的老史籍、研究少数民族文化的专著，甚至还有一些市面上难觅的珍本。书店还设有“古籍文献修复室”，自2006年起，默默修复了近千册濒危的古籍，让文化的脉搏得以延续。这里时常举办读书沙龙，聚集起一批爱书人，它不再只是一个书店，更是一个温暖的社区，一个安放城市文心的安静坐标。

然而，随着互联网兴起，电子书、短视频、互联网购书的便捷与低价冲击等现实情况的出现，实体书店的寒冬席卷而来。2019年，因难以承受高昂的房租，五之堂在公众号上发出“前途未卜”的叹息，不得不告别坚守多年的延安东路，搬迁至如今花样年华大厦。新店窗明几净，依然为读者留出了宽敞的阅读区，成为一个“大隐于市”的图书馆，运营举步维艰。各种读书沙龙渐渐停办，读者稀少，销量持续下滑……所有的坚持，最终凝结成了那条宣告离场的短信。

书店里珍藏的成长时光

对于无数贵阳人而言，五之堂的闭店，远不止一家商铺的歇业，更像是一段集体青春记忆的封存。网络上的怀念潮涌，字里行间都是故事。

书友阿玄回忆，他初次遇见五之堂是在贵阳电影院的二楼。“那里没有喧闹，每个人都自发安静地阅读。”对他而言，那里是一个独立于现实纷扰的小世界，在他茫然或低落时，总会下意识地去坐坐。他见证了书店数次搬迁：“感谢它从小学至今的陪伴。”

书友扬子记得，千禧年后的一个春天，他为寻找钱穆的《国史大纲》跑遍全市，最终在五之堂的角落找到了那本蓝色封面的书。阳光透过窗户，在书页上投下斑驳光影，他静静翻阅直到打烊。“那一刻我明白，这里的珍贵在于允许人与书独处，与时间和解。”后来书店搬到延安东路，周末午后坐满了人，大学生、退休教师、孩童……“这里像一个小小的江湖，每个人带着自己的故事进来，又带着别人的故事离开。”

80后的张致陶，中学时代是五之堂的常客。“对于穷学生来说，五之堂的旧书、正版与实惠价格是至爱。”他用省下的公交车费，买下人生第一本属于自己的旧书——3.5元的《苏曼殊小说诗歌集》，然后欢欢喜喜走路回家。自此，这里成了他的“淘宝”圣地，福克纳、拜伦等大家的著作，被他用攒下的早餐钱一一请回书架。

网友“行走的狮子”在闭店前完成了最后一次“淘金”。他迷上书画，在此淘到多本远低于市价的字帖画册，还惊喜发现一本装帧精美的浦江清手抄版《汉魏六朝诗钞》。“结账近五百元，拎着几大包书，毫无犹豫地道别。”结账时，他与老板娘提起多年前实习时曾来店采访并写过小报道，老板娘感慨，最近好多人都在翻找这样的旧日痕迹：“比我们自己的资料还齐全。”

叶梦琪从高一跟随语文老师的推荐走进五之堂，此后便一路追随，从师大到乌当再到花样年华，会员卡换了几张。“一家老书店的落幕，像是时代的一个缩影。墨香散去，青春退场，只剩下满心的怅然与不舍。”

网友“天生月”说，五之堂是“陪着我长大的书店”。小学时从姑父那里得知，从此它伴随了他的读书时代。“在那里，我是安心放松的。”即便后来去得少了，缘分却总让她们不期而遇——无论是网购书籍发现发货方是五之堂，还是在书展上惊喜看到它的展位。

最后的喧闹与真诚的梦想

走进花样年华大厦的五之堂，五个房间、约200平方米的空间里，曾经整整齐齐摆放着3万多册图书，如今已空了大半。书架间，人流穿梭，却依然保持着一种克制的安静。有人仔细翻阅，有人抱着高高一摞书去结账，有人只是静静地站着，摸摸熟悉的书脊，又轻轻放回原处。

书店创办人舒奇峰这些天格外忙碌，也格外感慨。他坦言，闭店决定主要源于电子阅读普及与网络书店冲击的双重压力。“但闭店不意味着文化事业的终止。”他强调，未来他将更专注于贵州地方文献的发掘整理、书籍出版乃至古籍数字化等工作。五之堂曾是《贵州文库》出版工程的重要参与者，提供了多部珍贵图书的底本，这份对地方文化的深植与贡献，将以另一种形式延续。

舒奇峰如数家珍地介绍着店里的“宝贝”，他特意拿出1944年版本、盖有张爱玲印章的 《流言》：“这是我在美国加州淘到的”。这些书籍，记录着书店的品位与坚守。

闭店清仓的半个月，书店迎来了久违的人潮，周末单日人流可达两三百，已清出图书三分之二，约有“十多吨”。“不仅很多老朋友相见，还新增了不少新朋友，甚至有其他家书店来购买书籍。”舒奇峰说。为答谢多年来的支持，书店还将一些地图免费赠送给前来告别的书友。

一家独立书店的生存与消亡，从来不仅仅是一桩生意。它关乎一座城市的文化生态，关乎一群人的精神栖息，也关乎一个时代阅读方式的变迁。五之堂用25年的时间，在贵阳编织了一张由书籍、记忆与温情构成的网。它曾提供可以“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的安静角落，曾滋养过的无数心灵，已深深嵌入这座城市的文化肌理。那些从这里被带走的书籍，以及它们所承载的时光与思考，将在更多的地方继续流淌。而关于五之堂的故事，将成为贵阳人共同书写的、一页泛着温情光泽的城市记忆。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舒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