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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琴史的

来源:贵阳晚报     2021年09月15日        版次:A08    作者:

  吴景略先生演奏古琴

  桂百铸先生

  杨时百《琴学丛书》书影

  贵州故事

  1925年,五四新文化运动进行到第六年,作家陈西滢和考古学家李济借北京《晨报副镌》一角打起了笔战,西化程度较深的陈西滢以西乐为标准质疑古琴艺术价值,曾师从古琴大家黄勉之的李济则对古琴示以了解之同情。这一年,黄勉之的另一位弟子,时有“琴坛祭酒”之称的杨时百开雕《琴学丛书》之《藏琴录》一书。第二年刊行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书里,梁启超谈到杨氏《琴学丛书》:“若琴学有相当价值,时百之书,亦当不朽矣。”

  论争很快风消云散,琴坛一如既往归于平淡,依旧是琴人以“琴社”为中心,形成传承琴派;琴会雅集在私宅名山间举行,知音酬唱,不关大局。

  在京挂牌“金陵琴社”的黄勉之先生(1853-1919)是位异人。中国艺术研究院藏《琴师黄勉之墓志铭》说不知他为何许人,姓氏也可能为假,后因故前往北京。这段早年经历,黄勉之先生有自己的说法,他自称削发为僧,为的是拜师学琴。当时,南京高僧枯木禅师能诗善画,犹精于琴,为广陵名家,所著《枯木禅琴谱》为广陵派第五大琴谱。枯木禅师拒绝收纳俗家弟子,为了向这位禅师求得广陵真传,他才暂入空门,学成后又还俗。黄氏对这段经历非常自得,时常不忘向人表明自己是广陵正宗。

  不管怎么说,入京后的黄勉之生计窘迫,为衣食计,他在北京宣武门南一条小巷子的家里开馆授徒,“金陵琴社”的招牌就挂在家门口,向他学琴的学生来自社会各个阶层。

  “黄勉之先生是一个抽烟片的老头。”后来成为考古学家的李济先生回忆说,当年是桂百铸先生引导他向黄先生学琴的。桂百铸(1878-1968)字诗成,贵阳人,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举人。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桂百铸以策论《俄罗斯侵略海参崴》考取学部主事,李济的父亲李权在举贡会考中得了一个七品文官,两人为同科,互有往来。正在上中学的李济提及没有什么好听的音乐,桂百铸说可以学古琴。桂氏早年从其伯父桂炎廷学琴,后又得父执寇子春提点,晨夕操练。入京后拜师黄勉之,学益精进,由是有了与李济同师黄氏的缘起。

  清末在北京教琴的除黄勉之外,还有李子昭、张春圃、庆瑞、孙晋斋、张瑞山等人以及琉璃厂的来熏阁琴室。黄勉之弹琴,取音坚实明亮,力透琴木,对吟揉的节拍处理得认真而细致。教琴时要学生将琴置于自己的对面,师生同时弹奏,直至二人弹得一致为止。“师动手在琴上弹一句,叫学生照着动作,动作对了,再与师合弹。”桂先生晚年回忆说。

  《归去来辞》一曲,是每位黄氏弟子的入门曲目,李济也不例外,学了好几年,后来赴美国哈佛留学,还随身携带一把琴。哈佛学习期间,陈寅恪先生见李济的琴,随口问道:“你跟黄勉之学过琴么?”李济说是。陈寅恪叹息说,黄勉之死了。黄先生是1919年去世的,生前最得意的弟子便是杨时百(1863-1932)。杨时百先生于1924年与弟子、琴友成立琴社,以丞相胡同住所为社址,以梨木为匾牌,刻“九疑琴社”充填绿松石粉,挂于门外。后人称杨时百为开派宗师,其弟子为九嶷传人,其中不乏杨葆元、李伯仁、管平湖、关仲航等古琴名家。

  桂百铸先生则继承其师衣钵,成为广陵派传人。桂先生是“文艺通才”,琴棋书画无不擅长。1917年,桂百铸先生回到家乡贵阳,再也没有离开过。1942年,古琴家刘含章在贵阳成立贵州省近代首个古琴社“贵州琴社”,桂百铸、杨葆元、于世明为琴社成员。其中,杨葆元先生为杨时百之子。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央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研究所作的统计显示,当时全国古琴师只有90多人;现存的140多种历代传下来的古琴谱集中,总共有2800多个古琴曲谱传载着历代整理改编过的600多首古琴曲,但现时古琴家还能演奏的只剩下七八十首。1956年4月17日,古琴大家査阜西带队在全国范围内抢救古琴,先后到了济南、南京、扬州等17个地方,历时100天。在贵阳期间,桂百铸将黄勉之所传《水仙操》弹奏一曲,由查阜西录制送京保存。

  也正是在1956年,23岁的卫家理给北京的虞山派古琴大师吴景略先生写了一封信,表达了想拜师学琴的愿望;20岁的关崇煌先生支援西南三线建设来到贵州花灯剧团,他自幼随父、九嶷派重要传人关仲航学琴,得九嶷派真传;12岁的刘汉昌拜师广陵派桂百铸先生。贵州古琴界九嶷派、虞山派、广陵派三家鼎立的格局在这一年初具雏形。

  卫家理于1956年从部队转业到遵义工作。一天,他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听到一首曲子,声绪良好、感情动人,问:“谁弹的啊?太好听了。”几经打听,原来是吴景略先生弹奏的古琴曲,便下定决定拜师学琴。但吴先生在北京,他在遵义,关山远隔,如何学得?“我很冒昧地给吴先生写了封信,说明缘由,表达了想学古琴的心愿。”卫家理没想到的是,吴先生很快回信,鼓励他学琴。无法见面,怎么学呢?卫先生买来吴先生的古琴演奏唱片,收录了五首古琴曲,《潇湘水云》《渔樵问答》《忆故人》《普庵咒》《梅花三弄》。听下来,《潇湘水云》最让他感动,“我首先就将《潇湘水云》十八段背下来、唱出来。每个音节都进到心里。”吴先生从北京寄来了琴谱,他在四川的战友、古琴名家俞伯荪先生寄来了琴,卫家理对着曲谱和长篇,一个字一个字地对,一小段一小段地对,一中段一中段地对,一大段一大段地对,终于拿下了《潇湘水云》。

  “吴先生的五首曲子,我都是这样操练会的。”卫家理先生说,中途遇到问题,就写信向北京的老师求教,“吴先生和我开展了十年的信件教学。”直到1978年,卫先生因公出差至北京,第一次拜访恩师吴景略。他请老师“验收”,这位没见过面的学生这些年学得对不对?吴先生听了,说:“对的。”卫先生当场泪下。

  “吴先生的这五首曲子,我学了一辈子。”卫家理先生生前说。

  刘汉昌母亲和桂百铸先生的三女儿桂礼钦是省立女子师范学校的同班同学,两人读书时轮流当第一名,后来刘母被桂先生收为义女。在桂百铸先生家学琴期间,他认识了卫家理和关崇煌以及师叔关仲航先生。“当时桂先生住在王家巷,三天两头便有琴友端坐桂家百蕙堂中演奏二胡、琵琶、扬琴等乐器;年老的唱文琴戏,年轻的唱京戏。”桂先生家隔壁是一熊姓大户人家,有一女名熊仕惠。多年后,刘汉昌和熊仕惠结为夫妻。

  当时,刘汉昌家住黔灵西路,上贵阳六中。每天晚上七点到九点在校上三节晚自习。下课后,便从六中步行到喷水池王家巷桂家学琴。到桂家是晚十点左右,琴友也刚刚散去。老夫人端出一个方盘子到桂先生书房,上面摆着一碗面条、一个小银酒杯和一双包银头木块。“桂先生捋捋大胡子,饮酒、食面,我在一旁给两张古琴调弦。”调弦方法很有趣,用两张纸撕成小蝴蝶状,放在一张琴的七徵位置,试弦,拨动另一张琴的相同位置,纸片就像小蝴蝶一样抖动翅膀,根据共振原理,可以校出两张琴的音准。“先生吃完夜宵教我练琴,每次半小时。然后我步行回家,路上一边走一边用手在空中比划拨弦。”从《归去来辞》入手,桂先生用他的“东坡琴”领弹,刘汉昌跟弹,教一句,弹一句,会了再往下弹,每天六句。很快,他就弹得跟老师一样了。随后便是毛笔抄琴谱,每日不辍。

  当时,刘汉昌和十来个学生一起随桂先生弹琴。坚持下来的,最后只剩下他了。后来桂先生去世,刘汉昌也被下放到了工厂,一把古琴束之高阁,很是苦闷。

  改革开放后,刘汉昌再次拿起了束之高阁的古琴,“这琴放着都开裂了。”中国古琴学会重新登记全国弹琴的人数,总人数不到1000人,刘汉昌的登记号是900号,全贵州就三人。1986年,卫家理、关崇煌、刘汉昌在遵义成立“播州古琴研究会”,会员就这三人,岁最长的卫家理任会长。“三人三派,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2000年,须发皆白的刘汉昌在贵阳开始古琴教学。他给自己的琴舍取名春草堂琴舍,一是来源他的书房名,二是清代有《春草堂》琴谱。他希望古琴也像春天的草一样,不需要很好的条件就能繁茂生长,古琴能后继有人。他还特别为琴馆写下了一段话:“我辈中人得习此艺,自当继往传承。千载之下使大音不绝于吾地,百代薪火使大道不失于吾辈。”关崇煌先生也创办了贵州九嶷琴社,开馆传薪。现而今,关、卫两位先生已先后离世,刘汉昌也已操缦65载。可喜的是,贵州古琴家,多出自三人门下。

  世事皆是归、去、来、辞。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郑文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