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春趣事

一年之首，山花烂漫、生机勃发，春润万物。春，是永远谈不尽、写不完的话题。

在我幼年时，一项特殊的职业曾活跃于村寨，这便是：说春。

印象中的说春，是一位背背篓、拄拐杖的男子，走家串户向户主送上一纸春帖，再收钱、要粮。和A4纸差不多大小的春帖，被横线划分为13格，第1格至第12格分别写着当年农历正月至十二月的每月天数及每天对应的天干地支和相关禁忌等内容。春帖的最后一格则画上渔樵耕读以及“八龙治水”“九屠共猪”等寓意美好农耕生活的内容。

在贵州石阡，说春，已经被列入国家级非遗以及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遗范畴。但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说春之人，虽美其名曰“春官”，却并非什么好当的“官”。

记得那时乡村比较落后，面对登门说春的春官，主人家给二毛钱至五毛钱，有时还送上一升碗大米。这升碗，是一种木制的漏斗型量米器具，口大底细，和今天的饭碗差不多大。一升碗米的重量，相当于半公斤。主人家送给春官的钱、米两项加起来，价值接近一元钱。这在当时已经是不小的开销了。

春官到来，是教人稼穑，勿误农事。在没有手机、电视的年代，一张春帖，往往是指导一年农事活动的主要参考。在“哦~~~来了来了春来了……”的开场吟唱中，第一个来送春帖的春官，主人家会客气地奉上现金与大米。

春官这项职业，其实潜流暗涌，竞争激烈。就像本世纪初期热销的报纸，当日第一张上市的报纸，给读者提供最新鲜的资讯，而晚来一步的报纸，就只能被人拿来擦玻璃、垫屁股了。送春帖的春官，也赶一个“早”字，要抢先将第一份春帖送到农户家中，让第二个来说春的人无春可说。

每年秋收之后，严冬悄然来临，春官的职业旺季也来了。无论哪街、哪寨，只要是第一个登门的春官，极易卖出春帖。而晚到一步的春官，说得再好、春帖印得再美，也只能吃“闭门羹”。我老家的房子，处于集镇下街，记得只要晚来的春官出现在街上时，左邻右舍就会提前通风报信，纷纷掩上大门：春官大人，不是我们不尊敬你这份职业，而是家里已经有了春帖，来晚了您呐！

春官们也从中总结经验，纷纷赶早。来得最早的春官，在农历七月初一就出现在街头。他头戴竹笠，身着短衫，脚穿一双“泡和凉鞋”，头顶炎炎赤日。邻居们绝未料到：今年的春官，不知是否乘坐了“8楼的2路汽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来得早一些，连关门都来不及，突然间春官就已出现在堂屋。

只见春官的龙头拐杖上缠着东家奉上的麻线，背篓里装着西家赠送的大米，低吟着“左脚踏门生贵子，右脚踏门贵儿孙；双双脚儿齐踏进，男聪富贵女聪明”就进了门。随后，他从一叠水红色的春帖中取出一张，一边吟诵一边来到主人家的神龛前，将春帖压于神龛正央。继续吟唱：“一进门来朝上望，主家香火在高上；天地亲君当堂坐，梓潼观音立两旁……”

主人家给他递烟，他吟唱：“主人家来好诚心，急忙就把烟来兴；烟又是从哪朝起？烟又是从哪朝兴？”主人家给他上茶，他吟唱：“主人家来好诚心，急忙又把茶来兴；不提茶来由此可，提起茶来有根深。茶又是从哪朝起？茶又是从哪朝兴？”待主人把粮食现金都奉上后，他这才客气转身， 去往下一家。

有水平的春官，会“见子打子”，拿什么就说什么，这是有一定功底的。没水平的春官，大约要数银老三了。

银老三，是一位孤寡之人，就住在镇上，离我家不远。他虽智力不如常人，但勤快，有力气，且有远房亲戚养着，还不至于饿饭。他也看到了说春的商机，于是在秋收之后学人说春。不过，他毕竟不是“科班”出身，没有背过那些能哄主人开心的“经典之词”，一句“哦~~~来了来了春来了……”的开场白之后，他就没词了，但表演还得继续，于是变成：“多多里多来多多里多，爹爹里爹来爹爹里爹，妈妈的妈来妈妈的妈……”他表情严肃，吟诵大声、抑扬顿挫，引得周边的小孩大人捧腹大笑。善良的主人家怜悯他的出身，打开用手绢裹了一层又一层的钱包，小心翼翼地从原本不多的纸币中取出二毛或五毛递给他，这时，他的说春之词就变成了：“得一分来算一分，得一角来算一角……”

从那以后，一个属于本镇百姓才懂的歇后语诞生了：银老三说春——得一分来算一分，以指代挣钱的不易。银老三登门说春，街坊们即使家里已有春帖，也会让其进屋，此中既有看热闹的成分，更有施舍于他的意思。真正招人讨厌的春官，是六月还未结束，就猴急猴急来说春之人，村民们往往以“六月间的春官——打胡乱说”来表达憎恶。 黄宝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