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读者一起“玉见”故宫

2025年，是故宫博物院建院100周年，故宫在今年年初特别策划了“文明先锋——凌家滩文化玉器展”与“玉出昆冈——清代宫廷和田玉文化特展”两大玉器展，数百件玉器为故宫博物院首次展出。与此同时，一本以通过介绍故宫玉器来讲述中华玉文化的书籍《玉见故宫：国宝玉器里的中华》正式出版。

以上内容都与中华玉器有关，也都与徐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徐琳，1993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文博专业，2003年考入南京大学考古专业方向博士研究生，2006年获博士学位。现工作于故宫博物院器物部，为研究馆员，同时兼任故宫学研究院古玉器研究所所长、中国文物学会玉器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徐琳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玉器、玉文化，先后主持承担一个国家课题和两个院课题，并参与多项玉器课题的研究，并被聘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硕士生导师。

近日，徐琳接受采访，回顾了在30余年的博物馆业务工作中、专注于中国古代玉器研究的心路历程。

一次不经意的尝试

还原了一件元代春水玉钩环

回忆起最初与玉器难以割舍的缘分，徐琳谈起在她的玉器研究生涯中最难忘的一件春水玉。

1960年4月，在位于江苏无锡雪浪乡尧歌里的一处修水库的取土工地上发现了一座夫妻合葬墓，因有青石圹志一方，可知该墓是一座元代墓葬，墓主为钱裕，出土了金、银、玉、水晶、玛瑙、漆器等147件文物。这座钱裕墓虽然没有被盗，但因为一些原因器物出土位置被扰乱，没有办法推测出文物原来的摆放情况、使用功能及古人的生活状态等。

徐琳说，因当时条件有限，从钱裕墓出土的19件玉器被送到当地博物馆之后，近40年的时间里，它们都没有引起太多关注。1998年，徐琳第一次接触钱裕墓出土的一批玉器，她偶然地把白玉带钩和春水玉勾连套合在一起：“它们竟然那么吻合！春水玉左侧椭圆环托部分那个不起眼的下凹的空当，正好可以让带钩钩首穿过。它们都是一样的白玉质，且纹饰统一，简直就是天造地设，这两者应该是用同一块玉料雕琢，并出于同一玉工之手。”

同年，徐琳将自己的发现公布于“中国出土玉器鉴定与研究学术研讨会”上，徐琳认为这件玉器在元代应为与带钩配套使用在腰带上的带饰，而非人们通常认为的佩饰或如意瓦子。这一发现得到了专家们的一致认同，这不仅恢复了历史原貌，也使这对钩环成为全国唯一一套配套的出土标准器，成为鉴定同类玉器的重要参考。此后，徐琳根据文献将这些有明显穿系痕迹，应是腰带上的带饰的环托高浮雕、镂雕的“玉图画”命名为绦环。

“缘分促使着我最终决定选择玉器研究作为终身的专业方向，这次经历始终激励着我。”徐琳感叹道。

一头扎进故宫

一辈子都不见得琢磨透

2006年，徐琳获得博士学位后进入故宫博物院工作。对徐琳而言，故宫博物院是实实在在的大宝库，“一头扎进去，待一辈子都不见得琢磨透、研究完。”

据徐琳介绍，在故宫博物院所藏的数量庞大的玉器中，真正的考古发掘件仅有百余件，其他则是清宫旧藏的传世品及新中国成立以后新收的玉器。清代的一部分玉器因有年款、黄签、档案背景资料等辅助信息，成为断代标准器。而除此之外的相当一部分玉器是已经脱离了地层关系背景、没有明确身份信息的传世品，在徐琳的工作研究中，要首先对这一类传世品进行再鉴定断代的研究。徐琳将这一过程称为“库房考古”。“这是我进入故宫后提出的词。因为我们对故宫所藏的玉器的研究鉴定，就像是考古学家在发掘证据一样，只不过我们把地点从田野搬到了室内，把多元的分析对象变成了单一的一类器物。”徐琳解释道。

徐琳在“库房考古”过程中，需要依据考古出土品的造型、纹饰、工艺特征、玉料特点、历史背景，对故宫传世藏品，尤其是对清以前的一万余件玉器进行断代研究。她多是以眼学来做判断，因为目前的科技还无法代替眼学，只能做辅助。比如在研究改制器的难点上，徐琳需要像中医搭脉一般从玉器的身上看出它的故事和流传的经历。“如果一件汉代玉器传到了宋代，宋代人对其进行改制了，这就会干扰我们的判断。所以我们要能够去还原一件玉器曾有过的历史，这要求我们对考古出土的每个时代的玉器都要特别熟悉。”

一枚玉牙璋上的印章

揭开了一段尘封的历史

面对故宫数以万计的玉器，徐琳总是常看常新，每天都会有新发现，而且在不同时期看同一件器物又会有不同的新看法和新领悟。

2019年年底，四川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举办了“金玉琅琅——清代宫廷仪典与生活”的展览，展品均来自故宫博物院。作为策展人之一，徐琳特意挑选了一件三星堆文化的玉牙璋。布展之后，徐琳的一位在金沙博物馆工作的学生袁梦偶然发现了这件牙璋的柄端似乎有一枚方形印章，且刻有四字。袁梦就给徐琳拍了不同角度的照片，徐琳看后确定是一枚印章，印文为“燕仁安印”。“这一发现非常令人兴奋，这件玉器竟然是在三星堆最早的发现地‘燕家院子’出土的，这件牙璋因此可以确定为月亮湾文化玉器无疑。”徐琳说。

据徐琳介绍，燕仁安和燕家玉牙璋的来历是这样的：“三星堆村有一处叫月亮湾的地方，其中一户燕姓人家的主人名叫燕道诚。1929年农历四月，燕家想挖一个水坑蓄水，他的儿子燕青保在挖水坑时发现了许多大大小小的石器，后又发现玉器，据说共有四百多件。燕青保就是燕仁安，仁安可能是他的字。燕家到底藏了多少件玉器以及卖出去多少件玉器早已无人知晓。燕仁安将发现的大部分玉石器陆陆续续上交给了国家，一部分藏于四川省博物馆，一部分在四川大学历史系博物馆。”

“这件玉牙璋进入故宫已有60余年，这期间常被展出，故宫一直将其定为商代玉器，却一直都没有发现其上有燕仁安的印章。这次金沙之旅让玉牙璋回到了故乡，让我们发现了一段尘封的历史，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大的惊喜。”徐琳说。

一本科普类著作

串联起中国古代玉器发展史

今年正值故宫博物院成立百年院庆，故宫先后举办了“文明先锋——凌家滩文化玉器展”与“玉出昆冈——清代宫廷和田玉文化特展”。徐琳均深度参与了策展过程。

在策划“凌家滩文化玉器展”的最后一个单元“九州共辉”时，徐琳将红山文化、凌家滩文化、良渚文化中的玉器进行展出，并一一作对比和介绍，引起了不少学者、玉文化爱好者、自媒体的兴趣，他们还会自己撰写科普文章表达对史前文明的想象和猜测。徐琳对此持开放态度，认为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猜想，因为史前文明没有文字，只要大家能自圆其说，完成自己有趣的遐想就可以。“这个展览引起了大家对中华文明起源的兴趣，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徐琳说道。

除此之外，故宫博物院的“清代宫廷和田玉文化特展”也遴选出了258件具有代表性的清代宫廷和田玉精品，其中130件文物为首次展出。从该展览可以得见，自清乾隆二十六年（1761），贡玉制度的实施将和田玉的制作和使用空前发展和繁荣，中国玉器艺术进入历史上第三个发展高峰。

以上两个故宫玉器展中的大多数玉器及其背后的历史、来源与故事等，均可在徐琳所撰写的《玉见故宫：国宝玉器里的中华》一书中得到更深入的了解。徐琳希望通过这本书让更多人了解中华玉文化的深厚底蕴，感受中华文明的独特魅力。

文/韩世容（供图/徐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