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里的贵州记忆（上）

贵州省水书文献选页

锦屏文书选页

不久前的第18个国际档案日上，国家档案局公布第六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贵州入选两项。至此，贵州共有7项珍贵档案文献入选该名录。

档案文献是人类的共同记忆。199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世界记忆项目”，对全球范围内具有世界意义的档案文献进行评选，入选者列入《世界记忆名录》。2000年，我国启动“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工程”，建立《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将具有真实性、完整性、稀缺性和地方特色的档案文献陆续分批列入。《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堪称“世界记忆项目”的中国国家目录，为中国申报《世界记忆亚太地区名录》乃至《世界记忆名录》提供资源储备。

目前公布的六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中，贵州省水书文献于2002年入选第一批，继而在2022年入选《世界记忆亚太地区名录》，目前正积极申报《世界记忆名录》。锦屏文书（又称清水江文书）于2010年入选第三批，贵州布依族古文字档案（又称贵州布依文古籍）于2015年入选第四批，国家红十字会总会救护总队档案、贵州毕节彝族古文字档案于2023年入选第五批。今年产生的第六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贵州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档案文献、仡佬族史书《九天大濮史录》在列。

黔地这些珍贵的档案文献遗产背后，蕴含着丰富多彩的贵州记忆，生动讲述了贵州历史文化、民族文化故事——贵州省水书文献，用象形文字和图画符号，铭刻天文历法、万物哲思于典籍，闪耀着人类早期智慧的光芒。锦屏文书，一纸契约，记载明清以来清水江流域苗、侗等各族人民的生产生活；万卷文书，体现诚信为本的东方契约精神。贵州布依族古文字档案，借汉字形体载布依之魂，成为中华民族“书同文”历程中地方性创新的鲜活样本。贵州毕节彝族古文字档案，以数千年活化石文字为载体，记录方国历史、反映彝族特色，见证民族交融、家国同心。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救护总队档案，六载寒暑调度支前，救死扶伤博爱恤兵，以医者仁心缝合战火创伤。贵州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档案文献透过一个公司的兴起历程，见证一个地方的近代发展小史，贵州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兴起的近代企业集团，亦是贵州近代史上最大股份制企业。仡佬族史书《九天大濮史录》结束了仡佬族只有语言而无文字的说法，是研究西南地区古代文明的起源、夜郎的兴衰以及解开西南地区诸多民族文化之谜的一把钥匙。

贵州省水书文献：维系水族习俗的记忆载体

水族拥有自己的传统文字，其文字被称为“水书”。历史上，水族先民历经辗转迁徙，于公元前3世纪定居于现贵州省黔南州，水族人口约50万。贵州省水书文献主要散存于黔南州三都、荔波、都匀、独山和黔东南州榕江、从江等地的水族村寨。1985年以来，黔南州积极开展水书文献的抢救保护工作，有统计数据显示：黔南州各级档案馆、图书馆收藏有明代（1368-1644）以来的水书文献17914卷（件）和音像档案20件。这一数据每年都在增长中。

黔南州档案馆、黔南州水书申遗办合编的《中国·贵州省水书文献》，对水书文献这样定义：“水书文献是贵州南部水族人民用象形文字和图画符号记录，用本民族语言、歌诀释读，由水书先生（智者）掌握和应用的原始典籍。”水族先民相信万物有灵，水族地区的自然村寨都有通晓水书文献的寨老，他们是沟通祖先和神灵的智者，被尊称为“水书先生”。由该定义可见，水书文献实际上是由水书文字创造的历史文献、水书先生心目中的文本解读，以及水书所表现的相关民俗三部分组成。其中，水书文本档案是水书文献的内容，存于水书先生心中的文本解读和水书先生利用文本进行的相关民俗活动，是水书文献的语境。

水书文献约有2000个象形文字及图画符号，属于语言助记文字，主要用竹签蘸锅烟墨书写于土皮纸上，重要条目以矿物或植物染料描色标记，其内容涉及水族天文历法、敬祖择吉、农事生产等社会生活。其中，天文历法是水书文献的核心内容。通过水书历法，推算节令的脉动、祭祀的日期、种植的农时、婚嫁的良辰、营造的吉日……内容涉及水族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并形成了与之相关的多姿多彩的民风民俗。水书作为维系水族民间信仰与生产生活的记忆载体和水族社会治理与文化传承的重要基石，至今仍在活态传承。

水书文字源远流长。清代“西南巨儒”、金石学家莫友芝在《红崖古刻歌序》一文中认为，水书文字的读音和结构疑似先秦时期最简洁古老的文字；20世纪40年代，民族学家岑家梧、语言学家张为纲研究认为，水书文字“其象形原理亦与甲骨文相类似，与甲骨文之间当有姻缘关系”。岑家梧还发现，水书行文体例也与甲骨文相似，“疑其与殷人有关”。著名水族文化专家、贵州省水家学会名誉会长、贵州民族大学水书文化研究院原副院长潘朝霖教授说：“源于夏商、流于诸野、自成体系的水书，不仅丰富了华夏文字起源、方块字造字的信息资料，其中遗存的一些古文化信息，已远远超过水族社会范畴，有助于解读一些已湮没的中原古文化内涵”。最新研究显示，水书文字与河南省二里头夏都遗址发现的刻画符号有24个相同，与浙江省良渚遗址发现的700多个刻画符号中的104个相同，与安徽省双墩遗址发现的600多个刻画符号中的73个相同，与河南省贾湖遗址发现的19个刻画符号中的16个相同。水书文献承载着中华文明的基因和血脉，是探索中华文明源流的重要线索。

水书文献的活化传承一直在路上。自1994年以来，黔南州组织整理并翻译出版《水书·正七卷 壬辰卷》《水书·丧葬卷》《中国水书译注丛书》《贵州国家级珍贵民族古籍译注》《中国水书》《泐金·纪日卷》《水书·阴阳五行卷》《水书·正七备要》《水书·正七分割》等40多部水书文献，整理并影印出版《中国水书》160册，编制《中国水书国际编码提案·中国水书基本字符集》。同时，举办水书文献研究成果展览等，开发水书文创产品，进一步推动水书文献转化利用，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形成水书文化品牌，展示多彩贵州文化魅力。2022年，贵州省水书文献入选《世界记忆亚太地区名录》，专家评审委员会出具的评语中有这样一句话：“这些文件是独特的，有一系列非常有价值的内容，是一个丰富的文化宝库，并滋养着当代水族人民，使这一文字体系保持着活力。”

锦屏文书：中华契约精神，世界生态典范

锦屏文书（清水江文书）的发现，被学界公认为继甲骨文、汉晋木简、帛书、敦煌文书、徽州文书之后，中国历史文化上的又一重大文献成果。

1964年，中国科学院贵州分院民族研究所（现贵州省民族研究院）组织调研组，对贵州民族地区近代经济发展状况展开深入调查。在此次调查中，学者杨有赓获得了锦屏县文斗村村民家藏的300余份契约文书。以锦屏为中心的清水江流域文书开始正式走入研究者视野。据统计，文书散布在清水江流域的锦屏、黎平、天柱、三穗、剑河等地，目前已发现50余万件，其中已征集进入有关档案馆的22.4万件。该文书的书写和保存，自明代起到民国时期、新中国成立初期，延续数百年而未有断绝，其在品类上以契约为主，在物质材料上主要是纸质文书，同时也存在部分以石、布、木为物质载体的契约文书。

学界对这批文书有两种命名法：一是锦屏文书：因该文书最早被发现于锦屏县，2002年，锦屏县在贵州率先启动了文书的搜集整理工作。“锦屏文书”一名，可代指清水江流域出现和收藏至今的民间历史文献。二是清水江文书：过去60多年对该文书的收集、整理、出版、研究显示，锦屏文书应该是清水江流域文书的代表和范例，这批类型多样、体量巨大的民间文献，应统称为“清水江文书”。2006年，贵州省成立了清水江文书抢救保护工作领导小组。

据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荣誉（创院）院长、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清水江文书整理与研究”首席专家张新民介绍，清水江文书是对散存于清水江流域的用汉文记载的民间历史文献的总称，主要包括清代以来的契约文书、族谱、诉讼词稿、山场清册（坐簿）、账簿、官府文告、书信、宗教科仪书、唱本、碑文等，广泛涉及清水江流域自清代以来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活的各个不同领域。张新民教授认为，清水江文书的特点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具有全息性。多达50余万份的清水江文书，集中反映了当地苗族侗族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二是具有完整性、系统性。清水江文书有些是一个完整家族史、村寨史，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知识链条，折射出社会变迁的大历史。三是具有民间性。当地的契约分为红契与白契。红契是经过官府认证并加盖印章的契约，白契则是指未经官府备案的契约。清水江文书白契居多、红契较少，当地人形成了一套独特的契约观念，不需要官府的认证，约定俗成地遵守着契约的内容。四是具有归户性、在地性。空间上的准确定位，可以有效实现田野调查。田野调查与文献解读有机结合、家谱与文书配套研究，能有效理解与认识这种多元交融的民族文化。

江苏师范大学法学院特聘教授、贵州师范大学原副校长徐晓光认为，清水江文书的大量出现，主要与当地的人工营林传统和木材贸易的兴盛有关，其精髓是“重生态、重礼法、讲诚信、讲和谐”。2008年7月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召开的第十六届国际档案大会世界记忆工程前沿专题191号分论坛上，国际学术界如此评价：中国清水江流域贵州地区苗侗等民族400多年来创造和保持的“混农林复合经营系统”，是目前世界上唯一得到较好记载的混农林复合生态文明系统。而记录这一历史的清水江文书是目前“全球最悠久、最独特的混农林系统的活态记忆库”。

随着锦屏文书（清水江文书）关注度和影响力的不断提升，开发利用成果增多，逐渐成为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和贵州历史文化研究中的“显学”。截至目前，已出版影印点校图书21种342册，公布文书超过10万件，出版相关学术专著110余种，形成学术论文和研究报告约2200篇。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郑文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