趣谈贵州600年前 “秤土定省会”

明代安顺地里（理）图

古籍文献记载：“安顺府城……，远胜贵阳。”

昔，尝议立省会于此。以秤土轻重，不及贵阳，故舍此从彼。由此引出了一段明初贵州“秤土，以轻重定省会”的奇闻轶事。安顺和贵阳“秤土定省会”，看似近乎荒诞不经，实则从侧面折射了建省之初依据历史、经济、科教、文化、人口、交通等多方面综合考量，最终确定贵阳作为省会城市的历史性战略抉择。

明之前，黔地原分属于湖广、四川、云南三省管辖，被视为三省的边荒之地。历史上，久为“湖广、四川、云南喉衿之地”“西南之奥区”。

明初，在黔遍立卫所，畅通驿道，并大规模移民入黔。“调北填南”“开一线以通云南”，控扼西南边疆的国家战略，集中体现在贵州行省的建立。

以地理位置论，省会多居一省之腹地，几乎成为一种共识性惯例。检阅现今贵州版图不难发现，在九个地州市中，只有贵阳市和安顺市均可堪称之为“黔中腹地”。今贵阳市东南邻黔南，西靠毕节又安顺，北接遵义又毕节，足以堪称“黔省腹中之腹”。民国时期《贵州名胜古迹概说》载：“贵阳县为省会所在，当四达之郊，控百蛮之会。自明隆庆时，移程番府于今县城，始名贵阳，府治也”。“当四达之郊，控百蛮之会”，寥寥数语，即高度概括、精辟阐述了贵阳的历史地理区位。

今安顺市东邻贵阳又黔南，西靠六盘水，南连黔西南，北接毕节。《咸丰·安顺府志》载1851年时任提督贵州学政翁同所作《序》，云：“黔之属……东西率介楚滇，南北率介粤蜀。独安顺四竟皆介黔壤，在黔实为腹地。”《咸丰·安顺府志》又载题款为“咸丰元年四月下澣无棣吴式芬谨撰”的《序》，云：“黔之腹，滇之喉，蜀粤之唇齿”。“四境皆介黔壤”，只言片语，即经典归纳、传神描述了安顺的历史地理区位。

有趣的是，因军事重心西移等因素，贵州建省并定治所于贵阳后，安顺曾一度成为贵州的军事中心。

“秤土定省会”说

长期以来，“以贵阳旧名而得贵州省名”之说，曾一度盛行。清康熙年间贵州巡抚田雯在《赠某总戎》中有诗注“黔以州名”。田雯“黔以州名”之说，实则也是指贵州省名的得来系沿用贵阳旧名。

974年，占据今贵阳一带的乌蛮人（彝族先民的一支）首领普贵纳土归附于中原王朝。“远人来服”，令宋太祖赵匡胤龙颜大悦，其在《赐普贵敕》中称“惟尔贵州，远在要荒”。贵阳之地，开始进入中原王朝视野，“贵州”一名亦始见之于官方记载。至明初贵州开省，取贵阳为省会，诚有历史渊源可溯。

历史上，以地理位置、城市规模，以及繁荣程度、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等而论，贵阳和安顺两地都具备成为贵州省治所在地的条件，各有所长，又各有所短。

开省建省之初，既然两地优势、实力不相上下，且不时有“议立省会于安顺”之议，那么只有取土而秤，于是产生了“秤士定省会”之说。

贵阳与安顺“秤土定省会”之说，应发生在明永乐年间，即贵州建省之初。此说，最初见之于清人陈鼎所著《滇黔纪游》：“安顺府，城围九里，环市宫室皆壮丽宏敞。”

“人家以白石为墙壁，石片为瓦。估人云集，远胜贵阳。昔，尝议立省会于此。以秤土轻重，不及贵阳，故舍此从彼”。这段文字，曾为后世《安顺府志》所引。

后世有一“好事者”，在文学作品中，亦曾引述这段记载：“安顺州，在元为习安州。城围九里，环市宫室皆宏敞壮丽。人家以白石为墙壁，石片为瓦，估人云集，远胜贵阳。昔，尝欲立省会于此。”

因秤土轻重不及贵阳，故舍此从彼。

清代史学家陈鼎到黔、滇两省许多地方游览、考察，写下了《滇黔纪游》二卷，上卷纪黔，下卷纪滇。作为一个用亲身所见所闻记述滇黔的历史学者，陈鼎在《滇黔纪游》中“有板有眼”地行诸文字，且为后世方志所引。可见在清代贵州，一直盛行着贵阳与安顺“秤土定省会”之说。于是，自陈鼎而始，民间口头传说，演变成了“白纸黑字”。

如陈鼎所言，为什么会有“尝议立省会于此（安顺）”出现？显然其所列举的“宫室皆宏敞壮丽”“估人云集”，是安顺明显的优势。这种说辞，在万历年间郭子章《黔记》中似乎可以找到印证。《黔记》载：“贵州省城，洪武五年（1372），都司马烨筑。”为此，郭子章有奏疏曰：“国初建贵州省城，率因元旧，城址狭隘，城垣卑薄”。

相较郭子章、陈鼎的说辞，贵阳在建省之前和开省之初的城市、人口、建筑等规模，都显然不及安顺。而一句“远胜贵阳”，则可窥见差距还相当大。因为贵州建行省，谋自洪武年间，成于永乐年间。从时间上可以支撑两地存在竞争省会的事实。

“秤土轻重”，用今天的专业术语描述，就是“度量单位土体积中颗粒的有效重力”。“秤士定省会”，具体而言，就是在贵阳、安顺各取同样多的土，然后测定重量，以重者为胜。取胜者，即定之为省会。陈鼎所言之“以秤土轻重，不及贵阳”，应为因“一捧土”的重量不及贵阳，安顺在与贵阳的省会之争中败北。

当然，在两地争执不下的情况下，“取士比轻重”定省会，不失为一个可以让古人信服的办法。

几百年的发展事实雄辩地证明，两地竞争省会的结局不是“两败俱伤”，而是“贵州省赢了”。用今天的话说，这是“良性竞争”的结果。“以土服人”足可见古人之智慧！

历史场景复原

时隔数百年后，在今天，我们依然可以根据古籍文献之记载，在合理想象的历史空间，用文学的手法“复原”出当年“秤士定省会”的场景。

明洪武年间，根据朝议结果，准备在“湖广、四川、云南喉衿之地”“西南之奥区”新开设一行省。于是派出官员按惯例赴这一区域的腹地都会“贵州”（贵阳旧名，贵州宣慰司城）和安顺两地考察，反复论证，最终预选贵州宣慰司城（便于表述，以下“贵阳”多指贵州宣慰司城，即今贵阳）作为省会城市。

为此，明廷自明初就开始布局。新设省级军事机构，取省会旧名“贵州”而命名为贵州都指挥使，领黔中诸卫所，并派时任都司马烨建省城。对此，安顺绅耆颇有微词，提出“论城市、人口、建筑等基础规模，安顺都优于贵阳，理应设省会于安顺”，但朝廷中有识之士却从全局考虑，坚持认为省会应设在贵阳。

听说有机会成为省会后，贵阳和安顺两地民间都跃跃欲试，志在必得。定贵阳为省会，安顺不服；定安顺为省会，贵阳不服，两地历届主官为竞争“省治所在地”也常闹得面红耳赤。

争论不休，久之难决

随着开省条件趋于成熟，永乐十一年（1413），明成祖朱棣最后下了建省决心。二月，诏令下，设置贵州等处承宣布政司。新升任的、主管一省之行政和财赋之出纳的藩台、藩司（布政使大人）决定摆到台面上来解决省会这一悬而未决的历史问题。

足智多谋的御史（言官）提议召集两地绅耆来议事，广泛听取民意，寻找一个能让双方都信服的定夺办法。于是，一帮官员和有头有脸的绅耆都争相文绉绉地列举各自历史、区位、经济、科教、文化、人口、交通、物产等多方面的优势，互不相让。

见多识广的布政司幕僚们见议不出个结果，于是提出，不妨参照民间解决土地分割争端中“骑木马划界”的土办法。原来，黔中相较中原开发较晚，毗邻村寨对无主土地的分割常起争端。后来人们发明了一个办法，即寨首各自从寨中骑木马相向而行，两人交会处即为两寨土地分界线，挖土立石，以此划界。当然，骑木马技术娴熟者和健步如飞者多占优势，但当地人凡事都喜欢比个输赢。

“动土”，是一件神圣、庄严的事。古人有言：“百谷草木丽乎土”。土重即地重，地重实为地气之兴。《礼记·月令》云：“孟春之月，天气下降，地气上腾，天地和同，草木萌动”。农耕中国的历代先民们对土地都有着深厚的感情，既然“动土划界”了，即便“输少赢多”，也得心悦诚服。然而，两地竞争省会，并未涉及划界问题，不能直接照搬“骑木马划界”，只有在“土”字上做文章。

此可谓“唯有土，可服人心”。

于是，幕僚们创造性地提出了“秤土定省会”，把输赢的砝码交给脚下的土地，“以土服人”。

布政使大人当即表示首肯。众人连忙附和“此法甚好！此法甚好！”于是，贵阳和安顺两地主官各自连夜回到自己任所，沐浴焚香之后，取来一罐土，用红布包好带到布政司衙门。布政使大人净手后，当着两地绅耆的面，解开红布，取土称重。结果，取自贵阳之土略重于取自安顺之土。于是，布政使大人当众宣布贵阳获胜，取贵阳为省会，并宣读朝廷诏令。

两地官员绅耆，赢者欢愉，输者服气。从此，贵阳被历代官方确定为贵州行省治所，一直未曾变动。

当然，官方文献中、正史中不可能记载这段奇谈。然而，“秤土定省会”之说，却在黔中民间广为流传开来。

历史上建省，又或定省会，都是一件严肃的大事。这段“秤土定省会”之说，只是民间层面的传说。即便地方志有所引，亦不过是作为趣谈而入志。

准确说，这只是人们茶余饭后的一个笑谈，又或是坊间的一段“野史”而已。

今天的贵阳，居黔，则“一省之重”；居西南，则“四方所重”；居全国，则“赛江南”，似乎都印证了历史上的“贵阳土重”和“以土服人”之说。

据《贵阳文史》

（作者：姜秀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