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时文化名人的“贵阳印记”（上）

1944年，故宫博物院在贵阳展出过的书法作品

1944年，故宫博物院在贵阳展出过的画作

花溪公园上世纪四十年代的正大门

全面抗战以后，西南五省成为“战时大后方”。地理上“不内不边”的贵阳，地处西南四大公路线（湘黔、川黔、滇黔、桂黔）中心点，成为通往桂、滇、湘、川、黔五省交通必经之地，迎来了政府机关、工厂企业、金融机构、高等学校、大量人口的内迁，取得了发展和转型的契机。

具体表现在对外形象上，“僻在天末”的贵州处于“被描写”的状态，“夜郎自大”“黔驴技穷”两个成语，以及“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文银”一个俗语。随着战时“文化西迁”浪潮中大批文人的涌入，他们同本地的文人群体一道对黔地进行了重新发现与认知，留下了数量可观的历史文献。这些文献包括日记、游记、书画、调查报告、新闻采访等形式，涉及黔中山川河流、风土物产、居民人口、风俗习俗、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文化教育、交通运输、医疗卫生等方面，贵州贵阳得以首次大规模进入全国文化视野，展现出“多彩”新面目。

文献足征：溪山为之生色

黔地建省较晚，“文献不足征”，历史上的“贵州形象”要么留白要么清晰度不足，长期处于被遮蔽，甚至被曲解的状态。及至明代建省，因从政、游历及贬谪来黔的士人，或移民、或经商而居黔的民众日渐增多，从而“文献足征，溪山亦为之生色”（柴晓莲《贵州名胜考略》），贵州的“对外形象”得以扭转。

明万历年间，贵州巡抚郭子章著《黔记》，仿《山海经》《水经》体例，列有《山水志》专章，关涉贵阳的有“贵州省城内山岩”“贵阳府诸山”“贵阳府诸水泉”“贵阳府诸水”诸条，作者访胜探幽、作诗赞咏之余，另罗列掌故来历、历代诗文；其后，明曹学佺著《贵州名胜志》四卷，对贵阳的山、水、洞、泉作了记载。清康熙年间田雯著《黔书》，列举贵州境内人文名胜和自然景观二十多处，其中对贵阳有如是概述：“贵阳，都会之区，风景自别，左栖霞，右相宝，夹岸连壤，负险相望。龙井涌于北，富水汇其南。杜若洲边、漏趵泉上，偶一登临，为之彷徨追赏。”著述之外，诸如王阳明、徐霞客等游黔士人，也不乏品评诗文。

民国抗战军兴，文化西迁，作为大后方的贵阳迎来大批华北、华东的文人墨客，他们游历的诗文对贵阳山水、花溪风景、息烽温泉等多有状写。而蔚为大观的品题专著有三部：其一、贵州文献征集馆编印的《贵州名胜古迹概说》，分县介绍了各地名胜古迹，录有贵阳城区的山、寺、洞、楼、泉、园等计23条；其二、柴晓莲先生撰写、连载于《贵州文献季刊》的《贵州名胜考略》。该文以《洛阳伽蓝记》为范例，“以县为纲，每县则先自城内，次及城外，始乎东以迄北”，且参阅先贤载籍。柴先生自称：“山川韵事，固足为谈者取资，然其中恒不免井里之讹传，缁流之谰语，厚诬岩壑，应质通儒，故前人论订所及，辄加甑录。”虽题为“贵州名胜”，实则仅涉及贵阳市，未及省内其他地方。限于篇幅，作者撷黔中名迹尤著者，每一处均附相关的文、记、诗等，可堪为游者导师；其三、文通书局1948年1月出版的民国《贵州通志·古迹志》，该志亦为柴晓莲先生主持编写，“凡四部旧籍及金石之有涉及黔中名迹者，无不刺取以附，较之他志未遑多逊。”是书以黔省十三州府建置为划分，一地成一卷，计十三卷，《古迹志一》即述贵阳府。在编者《小序》中，为黔中名迹张本的底气十足：“贵州僻介南陬，立省较后，然山青泉鸣，平分天下，早入唐人吟咏中。郭青螺比飞云于将乐、玉华，张寿谷侪牟珠于方壶、圆峤，其他流连风物、刻画烟云，未遑枚举。譬诸永州之得柳子、道郡之逢漫叟，一经品题，便足传世，倘加搜采，自成巨观。”出自柴晓莲先生之手的二部书，《贵州名胜考略》着重人文遗迹，民国《贵州通志·古迹志》自然名胜、人文名迹并举，二书成互补关系。

民国《贵州通志》另有《金石志》，广搜碑碣名物，所采金石以明代为界，之前多出于黔北，之后广布黔地，关涉贵阳城区的有“圣泉碑坊石刻”“雁塔题名碑记”“重修司学碑记”“金屏山石刻”“阳明书院碑记”“贵州布政司右参议杨廉墓表”“贵阳府学碑记”“见龙洞石刻”“建观风台碑记”“大道观石坊扁记”“铁柱铭”“甲秀楼石刻”“重修甲秀楼碑记”“雪涯洞石刻”“贵山书院公费纪略”“黔灵山石刻”“重修扶风山寺记”“阳明祠记”等等；关涉贵阳辖区的有息烽西望山“毘卢寺摩崖”、修文蜈蚣坡“瘗旅文碑”、修文阳明洞“游阳明洞记”等等。志书确验真伪，“斠经籍、补史传、辨文字，为效颇宏”，既可稍补黔地文献之不足，亦可广传黔省名迹之有自。

城市面貌：新旧交替，中西杂糅

随着抗战时期外籍文人的涌入，贵州贵阳首次大规模进入全国文化视野。

1938年6月，知名学者、作家李长之由云南大学转任重庆中央大学时途经贵阳，并登上黔灵山俯瞰贵阳市，“全市是狭长的乃是在一个山谷之中”。彼时，贵阳山岳四绕，如在钵底。1942年文通书局出版、由贵州乡贤陈恒安编写的《贵阳市指南》描述：“城区地势，东承扶风山之余脉，西承关刀崖（在黔灵山前方）之支脚，东北高而西南下，全城最低地带，阙为城区中心之大十字。”

此时的贵阳城，正处于“新旧交替”中。从元代元世祖修筑“顺元土城”以来，贵阳城在数百年间发展为拥有旧城、新城规模的石城，城市布局如“葫芦形”。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封闭的贵阳城垣已满足不了城市交通与发展的需求，面临着改造。具体经过是：民国十五年（1926年），桐梓系军阀周西成主政贵州，仿效西方的城市建设，成立贵州路政局，统筹修筑贵阳城区的马路，将老城北门一带隔离新城的城墙一并拆除；两年后，周西成引进雪佛兰汽车，新修城内第一条可通汽车的街道，沿途牌坊一律拆除，从此拉开了拆除城内牌坊的序幕。1939年，作家顾君毂在《贵阳杂写》中记录了他看到的贵阳城：“以前本有新旧两城，旧城在南，新城在北。数年前行政者把隔离两城的城墙拆除后，现在已并成一个椭圆的城垣了。”据史料记载，从1926年至1946年的二十年间，贵阳古老的城墙和牌坊基本被拆除。

随着城墙、牌坊的陆续拆除，贵阳的马路、街道呈现新的面目。1938年，诗人沙鸥《贵阳一瞥》：“城内大马路亦有三丈多宽，汽车、人力车，及驮马都可以通行”“城外有环城马路，修得很平整宽大，两旁种着垂柳，现已长大成荫，夏末秋初，走此路上别有一番风景。”《贵阳市指南》也记载了贵阳街道的变化：“省府于年前计划新修街道，分期举行，第一期工程，于廿九年间（1940年）动工，现已全部竣工。如毓秀里、颜家巷、王家巷、新中街、六座碑、富德街等宽阔街道，在廿十九年前，固均为狭小弄巷也。第二期工程，由市府按照计划办理，其应新修之街道，如永乐巷，乐群路，陕西路，龙泉街，红石街，南通路，会文路等所有路线，业经订定地图公布，于三十年（1941年）十二月一日开始动工。”

在辞“旧”迎“新”的新贵阳建设中，仿西式的“洋房”和“骑楼”出现在城内，面向公众开放的“公园”也陆续建成。诗人沙鸥写道：“大街上的房屋，许多是骑楼，如香港及汕头各地所见的，下雨时，不带雨伞，行走很便利。在一般的市房中，也夹杂着五六层的大楼……”“最热闹繁华的十字路口，从这儿前走，退后，或是左转，右行都可以看到高楼大厦，万商云集”“贵阳新兴的商店是时代化的，和上海没有两样，本地的商店，还是保守着原样。”至于“公园”，与专供王室贵族和达官贵人享用的“私园”相对。早在1912年9月，贵阳市政当局将名胜之所梦草池改建为梦草公园，贵阳有了史上第一座公园；1940年，花溪建中正公园（今花溪公园）；1942年，河滨公园在南明河一处叫杨柳湾河段的西岸建成。《贵阳市指南》浓墨重彩地介绍了花溪公园：“地居花溪中心，即风景最胜之处……自辟为公园后，一切楼台亭馆之建筑，桥梁之增设，道路之开拓，以及游艇花木之布置莫不尽量努力，以臻完美之境界，花溪景色，本已悠然有致，今更焕然一新。”

短短数年间，贵阳的风貌呈现新旧交替、中西杂糅的面目。身兼“作家、新闻学家、翻译家”诸多头衔的谢六逸先生是贵阳人，他写于1942年的《贵阳缺的是甚么》一文中感叹：“贵阳自抗战以来，情况和战前大不相同。在这山城中，可以说一切应有尽有。有最陈旧的，也有最崭新的，不知从第几世纪就用起的纸糊‘粑粑灯笼’，以及最时髦的赶流行的电灯，都在城里同时出现；尤其是近几年来，任何新鲜的花样也能够搬弄出来。”

“一切建筑、人物、风俗、人情都为之一变。数年前贵阳的街道很狭小，房屋很低矮，现在有的是平坦宽阔的马路，立体式的门面，水泥钢筋的建筑，旅社林立，餐馆对峙。”作家顾君毂如是写道。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郑文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