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见，了不起中国的石窟

近日，《了不起的石窟：全景式解读中国十大石窟》出版。这部由国内11位石窟研究权威学者联袂打造的图书，以700余页的厚重篇幅和360余张高清珍贵图片，为读者展开了一幅跨越千年的石窟艺术长卷。这不仅仅是一本书，更是一场足不出户就能完成的“石窟巡礼”。从敦煌莫高窟的千窟万象到云冈石窟的皇家气度，从龙门石窟的天家威仪到大足石刻的民间温情，作者团队以深厚的学术功底和生动的叙事方式，让十大石窟如历史长卷次第展开。其沿革脉络、艺术风格与文化意涵在岩壁间层层沉淀，静默却震撼人心。

值得一提的是，这本书打破了传统学术著作的严肃面孔。作者们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将专业的考古、文博知识娓娓道来。书中不仅有大量首次公开的“内部资料”，还融入了最新的研究成果，让读者得以窥见那些平时“游客止步”的隐秘龛室和微雕细节。

本书作者之一的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云冈研究院院长杭侃表示，希望读者能通过这本书真正走进石窟的世界，感受中华文明多元共生的独特魅力。从东晋艺术家戴逵改造佛像的巧妙构思，到唐代周昉创造“水月观音”的艺术创新，书中这些生动的历史细节，展现了石窟艺术在时代变迁中的演进轨迹。杭侃说：“发现不同的石窟，发现不同的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日前，杭侃作客“老俞闲话”对话节目，为大家介绍了中国石窟的历史沿革和文化全貌。

在战争和灾难频发的当下，我们为什么要保护文化遗产？答案是，文化遗产代表着我们今天所希望传承并带到未来的某种价值体系。

中国石窟为何“了不起”

问：这本书叫《了不起的石窟：全景式解读中国十大石窟》（以下简称：《了不起的石窟》），为什么说中国石窟是“了不起”的？

杭侃：要兴建一座石窟，需要集中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在我看来，古人一凿子一凿子凿进石窟里的，是他们的信仰和他们的虔诚。

像云冈石窟的第三窟，其实是一个未完成的“烂尾工程”，但正因如此，我们能够看到其中保留的一些采石痕迹。拿一块一米见方的石块来说，今天要凿取这样一块石头，需要一个工人花24小时才能完成。而过去的工具远不如现在，所以，开凿石窟是特别耗费民力的工程，有时甚至需要几代人才能完工。

那么，古人为什么要开凿石窟呢？从国家层面来看，《魏书·释老志》里提到，佛教可以“助王政之禁律，益仁智之善性”，即可以巩固国家统治、安抚民心。公元439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凭借强大的军事力量迅速征服了诸多部族和地域，统一了北方。武力征服可以占领土地，但无法真正赢得人心。当时，北方的部族和民族大多依附于部落生活，部落之间的血缘关系紧密，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北魏对新征服地区的统治。为了巩固统治，北魏采取了“离散部落”的政策，佛教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北魏统治者利用佛教的影响力，派遣僧侣和官员——相当于当时的“辅导员”——深入民间，传播佛教文化，改变当地的民俗和观念，开凿石窟就是佛教传播的具体形式之一。

现存的《造像记》显示，当时人们的思想和愿望与佛教信仰紧密结合，题记中常常提到“上为七世父母、为皇帝陛下、为国泰民安”等祈愿内容，反映出佛教与世俗生活的紧密联系。同时，这些题记中的人名也揭示了一个重要现象：许多参与造像活动的人是少数民族。这表明，在佛教传播过程中，不同民族和部族的人们聚集在一起，共同参与宗教活动。因此，石窟的开凿不仅是一种宗教行为，更是一种政治和社会行为，它在北魏统一北方、巩固统治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促进了民族融合和社会稳定。

而且，开凿石窟需要集中绘画、雕刻、书法等多种艺术形式，可以说，石窟是当时文化的集中体现。

石窟艺术的本土化过程

问：中国石窟艺术有怎样的发展脉络？

杭侃：总的来说，石窟艺术作为一种舶来品，在传入中国时经历了一个本土化的过程。

一开始，石窟艺术受外来文化影响较大。比如，克孜尔石窟里有一些绘画，一看就有浓郁的外来元素，呈现出异域风情，甚至有些题材传到内地时并不一定能被人们接受。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的审美也在慢慢发生变化。东晋著名雕塑家戴逵在艺术史上非常有名，每次他塑完佛像以后，就会躲在帘子后听别人的评价，如果有人说这个塑像鼻子高了、胡子多了，他就会进行修改。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当时的佛像比较古朴，是直接从国外传入的样式，可能不符合当地人的审美。如果人们不喜欢，艺术就无法得到更好的传播。所以，经过几年的修改，戴逵塑的佛像逐渐发生了变化。这也体现了外来艺术本土化的过程。

云冈石窟分为三期，所谓的分期就是根据其开凿年代、窟龛形制、造像风格划定的。

第一期是昙曜时期，约公元460年—465年，带有浓厚的胡风，洞窟的形制类似蒙古包。杨泓先生在考古研究中有一个疑问一直困扰了他50年，那就是为什么云冈石窟的昙曜五窟会采用穹隆顶的形式。最后他的研究结果是，昙曜石窟其实是在模仿蒙古包。他之所以有这样的认识，是因为这些年的考古发现显示，北魏平城时代有很多蒙古包，一些壁画上也画了蒙古包。北魏人认为，佛就是帝王，帝王就是佛，所以当时的石窟造像不仅体现出外来风格，还融入了草原文化。

第二期约公元465年—494年。随着冯太后、孝文帝推行汉化改革，石窟艺术开始呈现出强烈的“中国化”趋势。比如，洞窟形制变成了类似佛寺的殿堂式，布局和壁面布置都发生了变化，造像转向了褒衣博带的汉式服饰，面容清秀，体态丰腴。

第三期是在北魏迁都洛阳以后，约公元494年—524年。这一时期的主题更贴近民间生活，造像风格为“秀骨清像”，更具中国本土审美特征。

所以，不仅是石窟艺术，全世界的艺术传播都有类似的规律，外来艺术会根据当地人的审美而发生变化，最终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

佛像是那个时代的写真

问：《了不起的石窟》中提到一个有意思的细节，石窟中有很多“飞天”形象，其中以敦煌的“飞天”最有名。为什么这些“飞天”形象都是不一样的？

杭侃：在不同的时代，艺术欣赏、艺术创作都是很个性化的。不仅“飞天”形象不一样，人们对“飞天”形象的喜好也不一样。1933年，梁思成先生来到云冈石窟，他表示他更喜欢第二期中那种中国化的“飞天”形象，非常婀娜、飘逸。但是，我认识的一个北方画家，他说他就喜欢云冈石窟第一期里的“飞天”形象：胖乎乎的，想飞又飞不起来，有一种阳刚的气势美。所以说，审美是一种心理感受，是因人而异的。

美学家李泽厚先生曾经描述和评价过北魏、唐、宋三个历史时期的佛像。他认为，唐代的佛像更接近世俗的审美。据唐代文献记载，雕刻菩萨时，很多都有具体的模特，通常是富贵人家的小女孩。宋代的佛像则更加注重写实，雕刻得非常逼真。而在李泽厚看来，北魏时期的佛像最美，因为北魏时期的佛像旨在表现一种超越凡人的神圣感。例如，云冈石窟的佛像，其鼻子被雕刻得线条锐利，这种设计让佛像显得庄严而神秘，与普通人的形象保持距离，从而突出了佛像的神性。

石窟的保护和当代意义

问：近些年到石窟参观的游客越来越多，您觉得是什么原因？

杭侃：石窟是一种集雕塑、绘画、书法等多种艺术形式于一体的综合体，集中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国际学术界有一个词叫“岩石艺术”，它与可移动的文物是有区别的。博物馆里很多可移动的文物是考古发掘出来的，这些文物不是古人有意识留给后人的，但石窟不同，尤其是大型石窟，它们是祖先有意识留给后代的遗产。

我觉得石窟和其他文物最大的不同在于，石窟是一个可以身临其境去感受的空间。很多博物馆的文物已经脱离了原生环境，但石窟不一样，你可以走进去，亲身感受那个空间，感受那个几千年前古人存在过的空间。

博物馆有专门的微环境控制系统，会提供恒温、恒湿的条件来保护文物；而石窟是建在大自然中的，气候变化对石窟的影响很大。比如，夏天雨水多时，洞窟内会变得潮湿，甚至凝结成水，洞顶的水还会渗透下来。到了冬天，水结冰后又融化，石头经过反复冻融会逐渐变酥。因此，石窟的保护面临着很多难题。

问：今天的中国人去看古代的石窟，到底意义何在？

杭侃：实际上，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所有的文化遗产都具有两方面的价值：一方面是传统的客观价值，另一方面是当代的重构价值。

我们曾经翻译过一本西方的文化遗产教科书，其中讲到一个核心问题：在战争和灾难频发的当下，我们为什么要保护文化遗产？答案是，文化遗产代表着我们今天所希望传承并带到未来的某种价值体系。所以，文化遗产不仅是历史的见证，更是我们希望延续的文化和精神价值的载体。

据《解放日报》 《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