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中的留欧学生群体（上）

1989年，钱锺书、杨绛在北京三里河南沙沟寓所院内散步

杨绛在牛津大学为钱锺书拍下的留影

全面抗战爆发后，远在异国他乡的钱锺书、杨绛伉俪，与同在欧洲留学的杨宪益、向达、吕叔湘、杨人楩、乔冠华，以及俞大缜、俞大絪姊妹等人，心系祖国安危，以各自特有的方式，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他们怀着深沉诚挚的爱国之情，纷纷回到战乱中的祖国，与广大人民同仇敌忾、休戚与共。

一

一直以来，钱锺书、杨绛伉俪予人印象低调而深沉，不事张扬，但他们两位无处不在的家国情怀与文化精神，却馨香绵绵。

这对志同道合的仙侣神眷，在国难当头之际，“不愿去父母之邦”，与祖国的命运同频共振。

1938年3月，与杨绛一同留学法国的钱锺书从巴黎写信给英国朋友、牛津大学的同学司徒亚。钱锺书告诉司徒亚，他与杨绛即将返回战火纷飞的祖国，还表示国难当头，不愿与自己的同胞背离：“我们将于九月回家，而我们已无家可归。我们各自的家虽然没有遭到轰炸，都已被抢劫一空……我的妻子失去了她的母亲，我也没有任何指望能找到合意的工作，但每个人的遭遇，终究是和自己的同胞结连在一起的，我准备过些艰苦的日子。”（吴学昭《听杨绛谈往事》）这番话语，表明了钱锺书伉俪与祖国人民休戚与共、肝胆相照的意志与决心，至今令人感佩不已。

司徒亚作为进步青年，参加了国际纵队，正与西班牙人民一起，同法西斯主义独裁者佛朗哥作战。在此之前，司徒亚是钱家的一位常客。他与钱锺书伉俪不仅在学业上趣味相投，而且都有理想、有抱负，追求进步。

钱锺书与杨绛是喜欢巴黎的，他们原本也可以多待一些时日。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阴云密布，日本侵略者的铁蹄正在践踏着祖国美好的河山。国难当头，祖国在召唤，他们夫妇摒弃一切，随时准备回国。钱锺书夫妇与许多侨居法国的华人一样，密切关注国内战局的发展变化，也注意到纳粹德国在“绥靖”政策下的步步扩张。两人读报时，都痛骂英国首相张伯伦对德国侵略行为的纵容。

战争的阴霾，飘向欧陆上空。局势变得日渐混乱，法国虽尚未遭到德国入侵，但已潜伏着种种危机。“和平主义”的思潮，在法国上下弥漫开来，有研究者认为，“在和平主义的外表下，已掩盖着这样一个不争的事实，即法国公众对战争的恐惧已到了‘集体怯懦’的程度。刚刚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恢复过来的法兰西人民不愿再来一次浴血战争。这诚然可以让人理解，但是，他们没有能够懂得一个历史教训，当一个国家面临一个侵略成性、嗜权成癖的敌人一心想要最后毁灭或者奴役它时，为了生存，打一场战争有时是十分必要的。”（吕一民《法国通史》）

《救国时报》是中国共产党人吴玉章等人在巴黎出版的中文报纸。身处动荡不安的巴黎，钱锺书和杨绛非常关心时事，他们如饥似渴地读着《救国时报》的一篇篇社论。其中一篇题为《我们的主张》的社论，在他们眼里尤为激动人心：“要实行全国之总抵抗，须立即实行全国军事上的总动员；要实行全国之总抵抗，须要实行全民族统一战线；要实行全国之总抵抗，须立即实行民主自由；要实行全国之总抵抗，须立即武装民众；要实行全国之总抵抗，就必须全国人民一致奋起为抗战军队与政府之后盾；要实行全国之总抵抗，须立即肃清一切日寇奸细。”声声召唤，字字令人警醒。

钱锺书的庚款奖学金原可延长一年，但在1938年早春，他就决定如期回国，尽管回去后的工作当时还毫无着落。“白骨堆山满白城，败亡鬼哭亦吞声。熟知重死胜轻死，纵卜他生惜此生。身即化灰尚赍恨，天为积气本无情。艾芝玉石归同尽，哀望江南赋不成。”钱锺书写下了这首饱含悲情的《哀望》，他无法抑制心中的报国情，抛下浪漫与安宁，携妻女回到了祖国。

杨绛在《我们仨》中说：“我们为国为家，都十分焦虑。奖学金还能延期一年，我们都急要回国了。当时巴黎已受战事影响，回国的船票很难买。我们辗转由里昂大学为我们买得船票，坐三等舱回国。那是一九三八年的八月间。”

值得一提的是，钱氏夫妇的女儿钱瑗因生于英国，合法地具有了英国国籍。尽管钱锺书、杨绛十分疼爱女儿，但是后来，他们还是坚持让钱瑗放弃了英国国籍，回归中国国籍，这也是钱氏夫妇爱国思想的证明之一。

上海解放前夕，钱锺书拒绝了赴英国任教的邀请。钱锺书、杨绛夫妇为什么坚定选择留在祖国大陆呢？杨绛写于20世纪80年代的《干校六记》庶几可以作为答案：

我想到解放前夕，许多人惶惶然往国外跑。我们俩为什么有好几条路都不肯走呢？思想进步吗？觉悟高吗？默存常引柳永的词：“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我们只是舍不得祖国，撇不下“伊”——也就是“咱们”或“我们”。尽管亿万“咱们”或“我们”中的人素不相识，终归同属一体，痛痒相关，息息相连，都是甩不开的自己的一部分。

2001年10月28日，杨绛在给《一代才子钱锺书》的作者汤晏的信函中重申：

钱锺书不愿去父母之邦，有几个原因。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深爱祖国的语言——他的mother tongue（母语），他不愿用外文创作。假如他不得已而只能寄居国外，他首先就得谋求合适的职业来维持生计。他必须付出大部分时间保住职业，以图生存。凭他的才学，他准会挤出时间，配合职业，用外文写出几部有关中外文化的著作。但是《百合心》是不会写下去了。《槐聚诗存》也没有了。《宋诗选注》也没有了。《管锥编》也没有了……

杨绛先生的这封信着重从民族语言角度来解释他们“不愿去父母之邦”的原因。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者，当年钱锺书与杨绛先生理所当然地不愿“去外国做二等公民”。

2003年7月，杨绛出版的《我们仨》中又一次谈到了“不愿去父母之邦”的心志：

我们如要逃跑，不是无路可走。可是一个人在紧要关头，决定他何去何从的，也许总是他最基本的感情。我们从不唱爱国调。非但不唱，还不爱听。但我们不愿逃跑，只是不愿去父母之邦，撇不开自家人。我国是国耻重重的弱国，跑出去仰人鼻息，做二等公民，我们不愿意。我们是文化人，爱祖国的文化，爱祖国的文字，爱祖国的语言。一句话，我们是倔强的中国老百姓，不愿做外国人。我们并不敢为自己乐观，可是我们安静地留在上海，等待解放。

杨绛先生又一次强调：“我们是文化人，爱祖国的文化，爱祖国的文字，爱祖国的语言。”这番话言简意赅、语重心长。钱锺书、杨绛两位先生毕生固守文化自信，践行着对祖国文化、祖国文字、祖国语言的挚爱。